孤雁

2018.09.22 杭州东-南昌-吉安 还有7天

你有因为一个古人，或一个朝代，而对一个城市魂牵梦萦多年的经历吗？我有过，而且不止一个。

那曾是灵山秀水的杭州，“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南宋故都的身份，西湖三杰和辛亥先贤们的魂归之地，刺激我在多年前就立下去那求学的意愿。后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合肥某理工高校多次伸来的橄榄枝，毅然选择西子湖畔，多少有这么一点情结的影响在。

如今已定居杭州多年，随便一个周末有空了，都可以去逛逛南宋相关的皇城太庙遗址（虽然已经没什么东西剩下了）、官窑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或者挂着相机骑行西湖，路过先贤们的祠墓便停下来进去一拜，何其有幸。

那曾是虎踞龙盘的南京，“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历史上南渡四朝的故事对我而言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东晋、南宋、南明弘光朝、民国（非朝代粉，对黑暗的朝局与执政者并无好感，单纯喜欢那一群即使在看不到尽头的漫漫长夜里，也始终心向光明、殒身不恤的人），而除了南宋，其余的都城，都和南京有关。

一共去过三次南京，在少不更事的年纪随父母懵懂走入中山陵；步过夕阳余晖下的梅花山来到孝陵，举起相机拍下太祖雕像扬鞭跃马的剪影；在一个南风猎猎的午后登上中华门、注目明字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之后应该还会去，去看看燕子矶，看看雨花台，看看大屠杀纪念馆，看看金陵驿诗碑亭。

那曾是竹西佳处的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最吸引我的不是富饶与风流，而是屡遭兵燹仍屡抗异族的铮铮铁骨，是时隔四百年在城头交相辉映的两句话，“吾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

15、16年去了两次扬州，在春天的末尾骑行过细雨霏霏的宋夹城，默默走过那条以阁部大人命名的街道，于逐渐变大的雨水中伫立在梅花岭的衣冠冢前久久未动。之后再去，该到茱萸湾的旧址看望一下李、姜二将军了。

16年那次，还去了和扬州一江之隔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在等待了一小时后，于当天第一个登上北固楼俯瞰长江，想起那些多年前在语文早读上大声背诵过的句子，“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即将动身前往的那个城市是第四个，对它的认知始于《醉翁亭记》，对它的向往植于《指南录后序》，对它的迷恋陷于多年前语文老师送的厚厚两本《宋词鉴赏辞典》的最后几十页，一个美好得让人一见倾心的名字——庐陵（今江西吉安）。

“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庐陵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点两宋史的人，都会折服于从这里走出来的那些人的光芒，文坛领袖欧阳修，上书斩秦桧的胡铨，拒降金人被剖心的杨邦乂，直言进谏的周必大，还有杨万里、王庭珪、刘过......以及在宋末以丞相为中心形成的，包括刘辰翁父子、邓剡、赵文等人的庐陵遗民词人群体。了解到如此代代相传的文章节义信仰，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丞相会说出“死不愧庐陵”这样的誓言了。

说来也奇怪，我这样一个习惯说走就走的人，一个纯正理工背景的人（虽然多年前是和父母老师激烈吵完一架后才抹泪填了理科的，不过后来也理解和接受了他们的想法），这次竟破例为一次旅行，做起了大量的非专业考据准备工作，四处搜罗古籍论文资料，断句、标记、抄录，从抱着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文、邓、刘三人为核心的宋末庐陵词人群体生平作品（虽然都是喜欢多年的名字，但之前还是偏印象流比较多）的想法开始，到最后竟然越扒越入迷，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除此之外，还跑去研究了一下九礼等，了解传统的拜墓行礼方式，这也是之前的经历里所没有的。

大约还是我对于丞相的感情，与丞相之于我的意义，这么多年沉淀下来，早已变得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了吧。爱慕也好，心疼也好，崇拜也好，尊敬也好，这种感情肯定存在却并非主要（对其他几个本命倒可能是主要），他对于我究竟是什么？填三十天挑战时我差不多已经想明白了，有一个词最接近——信仰。

信仰，大概就是那种不敢带上一丝一毫杂念的虔诚，但又不会单纯视其为圣人而过于敬重疏远。我从他的文字里读到的，是极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甚至让我在知道那些极其惨痛的故事后也不会过分感到悲伤、绝望和恐惧，反而会保有一种谜一样的乐观，相信所有的长夜都会被可能迟到、但必将到来的光明所终结，真的好喜欢他说的那句话啊：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记得以前看别人写的去庐陵的拜墓经历里，有这么一段话，虽然有些英雄主义史观，估计作者现在的想法也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每次重读都还是会被震撼到：

魂归故里。但精神却布满了九州。文天祥就义的第九十年后，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南方打向北方，完成了两宋遗留的梦想，完成了岳飞的遗志，收复了长城，实践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可能的任务——从南方统一全中国。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唯一一次以文明战胜野蛮、以南方战胜北方，而这一切，都出于这个人的思想力量。明清两代的差异，就在於此。

思想立基的不同，这就是「笔与剑」的高下差异。公元1283年，他以一人之死达到全体的生，唤起了民族精神的崛起。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立德、立功、立言，三道完全实现，他完成了孔子的付托，实现了儒家的梦想。

这种精神力量影响到了当时。同时代有个降臣叫王积翁，曾多次尝试斡旋保他周全，柴市之后有人拿这些事情威胁积翁，后者坦然答道：“得从龙逄比干游地下，足矣。”又过了一些年，有个当年与他一同进士及第的人叫谢枋得，也被押解到了燕京，有人拿“此文丞相斫头处”来威胁，然后得到了“昔集英殿赐进士第幸同榜，今复得从吾同年游于地下，岂非幸耶”的回复。

这种力量也影响到了几百年后。明朝有两个人视他为偶像，他们当中一个人在危机面前当机立断，匡扶社稷，转危为安，避免了又一次永嘉乱与靖康耻降临到国家头上；另一个人以和他极为接近的意志力，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十九年间出没风涛，辗转蛎滩，愈挫愈奋，屡踬屡起，百折不挠，心如金石。

这种力量还影响到了近代。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很多年前，我也曾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一类论调的信奉者，后来才逐渐醒悟和摒弃了这类观点，所有的失败都是暂时的，即使英雄们全部国破身死又怎样呢？道义的力量，思想精神的力量，不会随着一个早已腐烂到根基的朝廷的灭亡而消逝（季宋和季明那个样子确实该亡，不过正好亡于异族，而灭亡过程又太过惨烈，才让我们感到不忿罢了），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新喷薄而出，所以有了“天道好还，中国有必申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有了“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而且我认为，用朝廷、国家、民族、阶级、主义来限制这种力量都太过狭隘，它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当千千年、万万年过去，即使国家民族都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力量也会继续影响后人，拥有这种力量的人的名字，依然会被永久铭记。

而庐陵就是一个很好地汇聚了这种力量的城市，这种力量在两宋达到了巅峰，即使两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八百年，依然会继续流传于神州大地，永远的“文章节义之邦”。

静静期待七天后的相见吧，为这一刻，我已默默等待了十年。